1959年夏日，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资深同志提议，将该会议内容纳入《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节，杨尚昆同志对此表示赞同。
1996年12月，1997年3月以及5月，杨尚昆同志曾先后三次与我们深入交流，探讨庐山会议的前后局势。
他言，鉴于我身为庐山会议的正式代表，且担任会务工作的首席负责人，理应就本次会议发表数语。
推迟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的初衷在于纠正“左”倾错误，然而，随着毛泽东对彭德怀《意见书》的严厉批判，会议的方向急剧转变为反击右倾。
杨尚昆当时对此并无充分的思想准备，然而在与我们探讨庐山会议第一阶段——即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题时，他经过深入分析，得出结论：即便缺少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正“左”倾错误的初衷亦难以达成。
1958年11月，自郑州会议的首次召开之后，毛泽东同志紧接着主持了一系列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并解决“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所显现的诸多问题。
1959年6月4日与5日，中央书记处接连两天举办会议，对当年工业生产的目标指标进行深入探讨。
会议结束后，我前往毛泽东的住处进行汇报。在交谈中，他对我阐述了对当前形势的几点见解，并指出中央已就农村和市场领域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但具体贯彻落实这一指示，尚需一段时间的努力。
原定于6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现可延期至7月份举行。他表示，希望借此空档期外出实地考察，以便对形势有更深入的了解，确保心中有底。
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着重指出，计划务必付诸实践，并需注重整体的协调与平衡。
他提及，1958年的“大跃进”虽取得显著成就，但当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亦无需过分忧虑，毕竟不经风雨，怎见彩虹。回顾1957年对指标的适度下调实属必要，而1956年的失误则不宜公开指责反冒进。来年的指标亦可以适当降低，形成一种“马鞍形”走势。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管理农村食堂。
他取消6月中央工作会议。
20日，毛泽东启程南行，翌日便抵达了郑州。
当夜，毛泽东主席的秘书高智来电告知，主席有意在庐山举办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座谈会，并嘱我向中央常委各位同志进行意见征询。
我即刻向刘少奇同志汇报，随后，刘少奇同志立即召集会议，中央常委成员一致赞同毛泽东同志的观点。
鉴于对庐山举办会议的条件尚一无所悉，我便被委以重任，先行前往庐山进行相关安排。而这一切，已是22日凌晨时分。
在上午时段，我便紧急召集了相关工作人员，对庐山会议的各项会务事宜进行了简要的安排与布置。
23日，我乘坐直飞航班抵达南昌，与江西省委的同事们见面后，随即前往庐山。抵达庐山时，已是晚上9时多。随后，我得知毛泽东主席即将返回韶山，因此会议时间被迫推迟至7月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相继抵达庐山。
2日，会议正式拉开序幕。毛泽东同志提出，本次会议将围绕从读书内容到形势分析及任务部署，涵盖国内与国际共19个议题展开讨论。会议的安排是，首先利用数日时间对这些议题进行深入座谈，力求将其中部分问题形成正式文件。随后，将召开为期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并通过这些文件。
会议伊始，毛泽东便以湖南省委提出的“成就辉煌、问题颇多、前景光明”这一精炼的三言为指针，引领了整个会议的方向。
在当时的会议中，与会者对如何评估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持有显著不同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期间所出现的问题，自郑州会议以来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只是九个指头中的一个小指头而已。
刘少奇强调：成绩要足，缺点要透。
部分同志主张对“大跃进”的成果给予认可，然而，其所暴露的弊端、失误以及造成的恶劣影响，实则远超预期。我们必须深刻反思，认真吸取教训，坦诚面对指导思想的失误，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纠正。
部分同志倾向于避谈自身不足与经验教训，甚至不自觉地对他人揭示问题、提出建议的行为施加限制。
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之声日渐增多。
彭德怀
尤其是自7月16日起，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来信后，关于是否坚持或否定“三面红旗”的争议变得愈发尖锐激烈，其中多数人倾向于赞同彭德怀在《意见书》中的观点。
在这段时间内，李锐也曾向周恩来询问过他对彭德怀所撰《意见书》的看法，周总理回应道：“那并无大碍。”
7月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小型会议，旨在研讨哪些议题在会议中讨论后需转化为正式文件。
与会同志普遍认为，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多处于初步阶段，尚不成熟，能够形成正式文件的内容寥寥无几，因此建议会议尽快结束。
10日，毛泽东亲自指派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五人组成专门小组，承担起草本次会议讨论议题《记录》的重任。
13日，毛泽东提议将5人小组扩充，新增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位成员，使小组规模增至11人。他要求该小组在两日内完成初稿的撰写，并于14日晚将打印稿送至其处。
遵循此指令，起草团队迅速召开会议，为各位“秀才”分配了具体题目，并分头着手撰写。胡乔木同志统筹全局，而我则负责协调联络工作。
午夜交卷，即刻印刷。
14日凌晨，清样顺利印制完成。当天，各小组全天候细致入微地逐条逐句进行讨论与修改。至14日夜，一稿如期完成，并分送至毛泽东、中央常委以及各组同志，确保每人一份。
15日，各小组全天投入到对《记录》的深入讨论之中。那几日，我们争分夺秒，时间紧迫，仿佛会议的尾声即将临近。
7月15日，正当各小组热烈研讨《记录》之际，毛泽东提议，北京方面需增派更多人士，以参与剩余几日的会议。
16日，毛泽东在批阅彭德怀的《意见书》之际，亦提议对庐山会议的分组方式进行调整。
具体而言，北京派来的同志需进行分组调整。以你为例，若你先前被分配至华东组，那么自明日始，你将不再参与华东组的会议，转而加入其他分组。
毛泽东曾言：“如此行事，视野自会更为开阔，或许能带来极大的裨益。”
各小组对《记录》的反馈，普遍聚焦于“关于形势与任务”这一章节。实质上，这主要涉及对“三面红旗”这一概念的评估。
尽管先前对“三面红旗”的指责声不绝于耳，彭德怀的《意见书》亦普遍获得认同，然而在最终形成正式文件的过程中，却不得不字斟句酌，力求精准。
有人认为，《记录》在描绘“大跃进”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宝贵经验方面尚显不足，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描述过于详尽，可能对民众情绪产生负面影响；另有人指出，《记录》对不足之处过分关注，宛若一份泄气的文献。
自7月23日以来，部分人士直指《记录》与《意见书》所传达的立场竟如出一辙。
这反映出，尽管众多同志已察觉到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试图纠偏“左倾”错误；然而，自身内心中急于求成的急躁心态却未能得到有效克服。在这种背景下，庐山会议旨在纠正“左倾”错误的初衷，注定难以达成预期目标。
彭真7月17日抵庐山。
22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对《记录（第二稿）》的修改进行讨论，其中意见主要集中在“形势与任务”这一章节。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召开之际，彭德怀致书毛泽东。
不料，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突然发言，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使得局势瞬间风云变幻。
然而，即便如此，刘少奇依旧坚持要求起草小组迅速完成《记录（第三稿）》的修改工作，力求尽早提交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以便将其作为正式文件发放至各部门。
24日，毛泽东在参加大区负责人会议时指出，《记录》经过多次修订，现已完成至第三稿，内容符合实际情况，有助于团结协作工作的开展。
编纂的过程曲折反复，初稿屡遭摒弃，作者对二稿亦感不甚满意，目前三稿正待付梓。然而，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持续升温，关于《记录》的讨论也就此搁置。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对外公布中央决定，即召开第八届八中全会的消息。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一）关于经济建设指标的具体探讨；（二）对总路线的深入分析与讨论。
8月2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隆重召开。然而，人们普遍将此次会议与前一段时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即政治局扩大会议——合称为庐山会议。
从纠“左”转向反右
杨尚昆先生在一生中曾做出两项非自愿的选择，其中之一发生在1978年11月28日，那是一个为了能迅速重返工作岗位，他不得不在一份仍有争议的审查结论上勉为其难地签署了同意的情景。
另一事件，即在庐山会议上，我不得不违心地对彭德怀进行批判。
对于后者，他始终怀抱着深深的愧疚。他向我们细致地叙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路线转向反右，尤其是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过程。
7月23日，在一场重要的集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对彭德怀所撰写的《意见书》中的各项观点进行了逐一剖析与反驳。
他语气严肃地强调，若所做十件事中九件均为不当，且被报道，必然导致灭亡，理应如此。我则会选择离开。前往农村，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和反抗。你，解放军，会跟随我吗？我相信解放军会支持我的。
毛泽东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深刻，使得会议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7月26日，毛泽东同志以《对一封信件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所写的一封反映当时经济领域若干问题的信件。
这封洋洋洒洒万余言的长信，不仅揭示了诸多重大议题，如在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抵制过程中，忽视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潜在危害；在处理农民问题、工农关系以及计划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倾向等方面；同时也点明了若干具体问题，例如铺张浪费之风已甚嚣尘上。
毛泽东对这封信进行了详尽的评述，全文共计2500字。他在评论中指出，信的撰写者刻意搜集负面材料，而对于正面成果的记录，几乎提不起任何兴趣。
他观察到，当前党内党外涌现出一股新的态势，即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正不断抬头，大有猖獗进攻的迹象。
在这日，各小组再次传达了毛泽东所阐述的数句箴言：
“事由人所为，处理事务时，亦应兼顾人。需明确划分界限，问题阐述需清晰，切勿模棱两可。”
言语简练却分量十足。一笔文字评论，一番口头交流，意图明确，即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坚决反右！
7月30日，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不得不违心地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我指出，《意见书》的政治立场，是明确反对建设时期的总路线，以及自1958年起推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的庐山之会，彻底改写了彭德怀将军晚年的际遇。
7月31日与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连召开两次会议，对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及其思想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清算。尽管会议仅限于小范围内部进行，但其内容却迅速传达至各小组，从而推动了彭德怀问题在全范围的斗争展开。
8月2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隆重召开。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将针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升至路线斗争的层面，并强调要求与会人员深入探讨路线问题的是非曲直。
在同一天，毛泽东致信张闻天，在信中他提及“你似乎深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之中”，并赞扬彭德怀与张闻天堪称“文武双全，相辅相成”。
军事聚会期间，有目击者发现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前往彭德怀处拜访，此类同志间寻常的互动，却被个别人士当做问题上报给毛泽东，似乎意在表明自己与彭德怀保持距离。
毛泽东称其为军事俱乐部。
实际上，张闻天与周小舟并无涉足军事领域；彭德怀掌舵军委事务，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纯属自然之理。
当时对彭德怀进行了一系列指责，将他的《意见书》描述为“争取民心”、“纠集队伍”的行为，称其为“有预谋、有步骤、有策划地反对总路线、挑战党中央、抵制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发起的攻击纲领”。同时，彭德怀被指为“逃脱审查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关键成员”，还被指控“暗中勾结外国”、“与苏联修正主义反华势力相互呼应”。
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黄克诚
黄克诚于7月17日抵达庐山。翌日，即在小组会议上公开发言，其对于“三面红旗”的观点与彭德怀相去不远。此举随即引发部分人的批评，黄克诚因此感到困惑。
入夜，他匆匆前来寻我，询问其中的原委。我将前次会议的概要情形向他作了简略的陈述。他紧接着表示，无论如何，有些话语他还是有必要一吐为快。
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后，黄克诚与众多人等一样，心中存疑，难以释怀。
夜幕降临，周小舟、周惠与李锐相聚于黄居所，围绕毛泽东的最新讲话展开讨论。周小舟言辞激烈，甚至提出疑问：“主席是否面临斯大林晚年类似的困境？”
黄克诚告诫他们，如有不同意见，应直接向主席面谈，切勿随意议论。
此事后来不胫而走，遂沦为他人诬指他们从事反党勾当的佐证。
张闻天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议上发表了一场历时三小时的系统演讲。
此前，胡乔木得知张闻天即将发表讲话，特地拨通了张的电话，叮嘱他“留意时局，尽量减少提及不足之处”。然而，张闻天依旧依照既定的发言提纲进行了陈述。
在明确认可“大跃进”所取得的成果之后，他重点阐述了其不足之处、这些不足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以及导致这些缺陷的根源所在。
他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书》。
《意见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核心旨在归纳总结过往经验，初衷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从多方面的反馈来看，许多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的初衷缺乏深入研究，他们仅关注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表述，却未意识到这些表述实际上是对成就的认可。彭德怀同志指出，成绩是基础性的，这与大家的看法不谋而合。
至于某些观点，无论言辞多寡，其实并无太大影响。
他着重指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遏制骄傲自满与麻痹大意的情绪蔓延。他强调：“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我们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缺乏经验的简单陈述上，而应当深入挖掘，从思想观念、工作方法以及作风习惯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张闻天的发言内容详实且观点突出，其论述严谨且论据充分，听众反响热烈。此后，这篇讲话被广泛解读为对彭德怀《意见书》的“全面而系统的阐释”。
有一段小插曲值得一提。照例，参会同志在小组讨论中发表的言论，会被整理成摘要并登载在会议的《简报》上。然而，就在当天准备付印刊登张闻天同志发言摘要的《简报》之际，他却突然来电，要求撤回其发言内容。
我即刻向刘少奇请示此事。刘少奇回应道：“既然是人家自己的物品，要求退还，那就退给他吧。”这反映出张闻天在思想层面亦存在顾虑。他在会议上对“大跃进”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评析，指出其风险之大。
他索要归还发言稿，对我而言亦是一大难题。若我未经刘少奇同意便将其退还，恐有人诟病我与“教条主义者”走得太近。
周小舟
周小舟当时正值血气方刚之际，加之他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因此在毛泽东面前言谈举止较为随意。在庐山，起初他表现得尤为活跃。
7月11日的夜晚，毛泽东邀请周小舟、周惠、李锐进行交谈。在谈话中，周小舟透露了“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普遍存在说谎现象，并引用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古语。然而，毛泽东并未对此表示出丝毫的反感，反而以轻松愉快的谈笑回应，整个谈话氛围显得颇为轻松。
自那场交谈之后，周小舟便散播流言，声称毛泽东意图抵制“左”倾倾向，此举引发了下层的广泛热议。
周恩来闻悉此议，遂向我询问此言出自何方。我向周恩来禀报，乃听闻系周小舟所述。周恩来便命我转告周小舟，切莫再散播此言。
周小舟亦将毛泽东与其交谈的细节告知了彭德怀，并暗中鼓动彭德怀亲自与毛泽东进行一番对话。
鉴于毛泽东、周恩来及彭德怀认为直接对话可能效果不佳，遂于7月14日联名致信毛泽东。
16日，彭的信一经发布，周小舟便在小组会议上表达了其支持之意。
在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后，周小舟随即成为了批判的焦点。
8月10日，在一次小组会议中，有人揭露了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的那晚，于黄克诚的住所私下发表了“主席如同斯大林晚年”的言论。消息传出，会场顿时陷入一片哗然。
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
（一）若能治理天下，却无法驾驭身边之人；（二）不愿百年之后，仍有他人对往事评头论足；（三）若无法承受批评之声，他人将难以提出建言。
引发巨大震动。
李锐
李锐立刻坚持声称该言论并非田家英所发表，而是他个人的见解。会议随即转向对李锐的批判，但在刘少奇的干预下得以中止，他明确指出李锐并非中央委员，其问题将另行处理。
庐山会议的转向，从纠“左”议题转变为反“右”，彭德怀所撰写的《意见书》看似成为引发波澜的“导火索”。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偶然，其背后实则有更深的渊源。
在会议初始阶段，与会者间的思想交流尚显拘谨，对于形势的研判始终存在明显分歧，而诸多独到见解亦不时遭遇打压。
毛泽东曾料想，彭德怀所撰《意见书》一旦公之于众，难免会激起部分人的非议与抵制，然而现实却是，这份文件收获了许多人的理解与支持。毛泽东心生疑窦，猜测党内可能有人在暗中制造风潮。
部分“左”翼人士察觉到，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之声日益高涨，这或许会让人心灰意冷，他们忧虑“左”派阵营将难以捍卫阵地。因此，有人径直前往毛泽东面前，诉说着忧虑，恳请他公开发声以稳定军心。
与此同时，自中央至地方，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在国际舞台上，赫鲁晓夫及东欧部分国家的领导人亦纷纷发表言论与文章，对中国“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予以连续的批判。
这一连串事件令毛泽东深感局势严峻，亟需采取有力反击。
会议议题由纠“左”转向反右，此决策并未事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层进行讨论。刘少奇对于反右运动的立场持保留态度。他曾经与胡乔木进行过交流，提出对于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有限范围内进行批判，而整体部署仍应坚持纠“左”的方向，《记录》应努力公开发布，以便让基层继续执行纠“左”的任务。刘少奇要求胡乔木将这一意见转达给毛泽东，但胡乔木表示，这样的做法已不可能实现。
周恩来深怕彭德怀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可能难以承受，便令我安排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陪同上山，以生活中的细碎照料来关照彭德怀。
8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朱德就彭德怀所撰写的《意见书》发表了个人见解。他的措辞颇为委婉，尚未言尽，却遭毛泽东中途打断，批评其“言不及义”，使得朱德尴尬不已。
林彪的言辞激昂，他对彭德怀的评价尖刻至极，称其“此次前来，意在招募部众，企图成就一番伟业”，并将其定性为“野心勃勃、阴谋诡计、伪善之人”。同时，林彪强调，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不仅消弭了党内潜在的分裂危机，还避免了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
林彪受毛泽东赏识。
因健康原因，邓小平与陈云均未能与会，故留在了北京，缺席了庐山会议。
8月16日，第八届八中全会圆满落幕。会议一致通过了《坚决捍卫党的总路线、坚决抵制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以及《针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行为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一场自中央至基层的全范围反右倾运动迅速展开，期间错误地进行了对众多党员与干部的批判与处分。
保护“秀才”过关
在庐山会议召开之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吴冷西、李锐等众多才子，因对彭德怀所撰《意见书》表示基本认同，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政策持有疑虑，遂不幸卷入了批判的风波之中。
起初，彭真提出此议，随后数位中央常委亦表示赞同，最终成功确保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与吴冷西顺利通过。
在这段期间，杨尚昆亲自投入了诸多具体工作，并向我们简要地介绍了相关情况。
行至庐山之途，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吴冷西、李锐等众多“文士”，便就自1958年以来之局势，展开了一番热议。
“秀才”们言辞无所顾忌，纵使他们在思想上亦难逃“左倾”之风的熏陶，然而面对“大跃进”所带来的深重后果，他们亦不得不对“三面红旗”的合理性产生疑问。
会议伊始，“秀才”们便肩负起草拟庐山会议纪要的重任，他们全神贯注于总结“大跃进”的得失教训，致力于深化对“左”倾错误的纠偏。
田家英
彼时，田家英将他在四川地区调查时发现并记录的浮夸现象相关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审阅，此举却引发了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悦；在小组会议中，田家英更是与该负责人就此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彭德怀所撰写的《意见书》一经发布，即刻赢得了“秀才”们的广泛好评，他们认为其内容与自身起草的《记录》在基本观点上相吻合。然而，也有部分小组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了不同意见，田家英和吴冷西则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说明和解释。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后，局势骤然生变，这犹如晴天霹雳，令那些“秀才”们惊愕不已。
部分人士指责田家英针对四川问题的反映是对“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的抨击；同时，也有人指责吴冷西与彭德怀意见一致，称他们“步调不一致”，犯了路线上的错误。
“秀才”们最忧心忡忡的，莫过于在会堂之外私下议论的那些“私房话”。若是这些话语泄露，恐怕会招致不必要的纷扰。然而，世间并无密不透风的墙，那些在会下热议的“私房话”最终还是传了出去。
在那一时期，会议的焦点不仅集中于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甚至连那些曾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表示支持或基本支持的个体，亦未能幸免于严厉的指责。批斗的范围似乎有进一步扩散的趋势。
彭真主动前来与我商讨，提出需对“秀才”阶层进行保护。为此，彭真、薄一波与我一同约见李锐，明确要求他停止进一步扩大事态。
我向刘少奇、周恩来及毛泽东同志作了此意汇报，他们均表示赞同。
不久，毛泽东分别与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进行了交流，对他们前一阶段的表现给予了批评，指出他们的方向有所偏差；同时，他也提醒他们不要过于焦虑，应收敛锋芒，低调行事；并且承诺将在会议前告知众人，发布“停战令”，给予“秀才”们一段休战期。
抵达“秀才”们居住之地，我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已吩咐我告知各位组长，务必集中精力筹备八中全会，切勿再将“秀才”们的事宜提出。众位尽可安心。
8月11日，在党的八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批判，并强调了“呵护文人”的重要性。
他言及，军事俱乐部中的那些人意图将“秀才”们拉拢，然而在我看来，此举难以得逞。“秀才”们属于我们，而非你们。此外，他还提到“李锐并非‘秀才’，而是俱乐部的一员”。如此一来，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已正式获得保护，顺利通过了考验。
尽管庐山会议结束后，中央依据会议中对“秀才”们的举报材料，仍旧决定对他们展开立案审查。
十月间，彭真接连两次与“秀才”们进行深入交谈，对相关材料进行了细致核对。与此同时，几位“秀才”亦向中央提交了书面的自我检讨与申述。
10月17日，毛泽东与四位“秀才”进行交谈，指出他们在庐山的举止不尽如人意，然而，他们并非敌对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实则是一群虽然坚定支持总路线，却持有错误见解或表现出右倾思想的同志。至此，此事便画上了句号。
彭德怀庐山会议后
在庐山会议落幕之后，彭德怀将军的军队职务被予以撤销，然而他的中央委员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依旧得以保留。党内文件仍旧照常送达，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亦如常例，邀请他参与。然而，彭德怀将军依旧遵循惯例，以请假为由，缺席了这些会议。
依照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在处理各项事务时，均需通过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渠道向中央进行汇报。
1959年国庆节行将临近之际，彭德怀将军毅然搬离了中南海的官邸，迁往吴家花园居住。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
10月21日，毛泽东同志邀请彭德怀同志进行交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一众同志亦悉数出席，我亦有幸在场。
毛泽东对彭德怀于9月9日所提希望深入学习并投身生产劳动的请求表示赞同，强调通过读书积累，应当深入研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
谈话愉快，后共餐。
彭德怀离任之际，毛泽东叮嘱我需定期探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旨在密切关注其思想动向，并协助他处理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难题。
11月9日，我与彭真同行，拜访了彭德怀。在那里，我们召集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亦莅临会议。
即刻决定安排彭德怀前往党校深造，并亲自指示，彭德怀的党校学习事宜已获得毛主席的批准。特派专人负责指导其学习进程，如有任何疑问或需求，杨献珍同志应直接与彭德怀进行沟通。
此后，毛泽东屡次提议，希望彭德怀能够出山，担当一些职责。
他曾向我透露，有意将彭德怀委以农垦部部长一职，并嘱我前去征询彭德怀的意愿。自是，若彭德怀表示允诺，则需进一步着手说服王震，使他愿意将农垦部的部长之位拱手相让。
我想，彼时彭德怀的心情颇为不佳，显然不宜投身于工作，因此我未曾与他进行过交谈。
另有一次，毛泽东亲自指派我与陈毅、聂荣臻一同前往，旨在对彭德怀进行说服，让他能够正视并承认自身的过失，并作出相应表态。
然而，彭德怀心中颇感不服，始终坚拒发表意见，我们三人亦觉得此事难以启齿。
未来若再遇见毛泽东，我定会提及您曾指示我们三人协助彭德怀同志，并希望您能给出指导方针。见我们面临困境，毛泽东微微一笑，遂说道：“那就罢了。”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恳请获得前往农村进行实地调研的许可。他希冀先在湖南的家乡逗留三个月，深入掌握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并计划次年春天转赴山西太行地区。同时，彭德怀还表达了一个愿望，即在启程前能够与主席进行一次会面。
我迅速将彭德怀的信呈递给了毛泽东，不久后，毛泽东批示道：“彭德怀可前往任何地方。半年之期亦无妨。”
10月23日，我前往彭德怀的住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批准他下基层开展调查的消息。
25日夜晚，彭德怀莅临我的办公室，递交了一份前往湖南的调查大纲，并恳请中央办公厅为他指派一位临时秘书，陪同前往湖南，协助整理调查资料。
次日，我召见金石同志，告知：
“近期，彭德怀将军表达了对返回湖南故里的强烈愿望，并计划进行一次深入的农村调研。鉴于庐山会议之后，彭将军昔日的秘书纷纷返回军委任职，此次他特地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请求，希望能派遣一位同志协助他整理相关材料。经我们综合考量，认为您担任这一职务最为适宜。”
金石紧张，我说：
“彭德怀同志依然是政治局委员，因此，您应当予以尊重。在整理资料时，您只需依照他的指示来撰写，如有差错，责任由他承担，您无需担忧。”
陈云、杨尚昆、彭真、周恩来
10月30日，彭德怀同志离开京城，赴湖南展开工作。抵达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同志向他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在湘潭，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同志热情接待了他。
11月3日，彭德怀抵达了故乡——湘潭县乌石大队的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村。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光，彭德怀从华国锋处获悉，中央即将召开一场涵盖中央局、省级、地级、县级以及大型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的扩大版中央工作会议。他深知，此次会议旨在总结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遂果断决定结束在湖南的调查，即刻返回北京。
彭德怀此行湖南，历时五十余日，最终整理出五份详尽的调查报告。他将这些报告交付于我，并附上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
“这些资料已与省、地、县委的同事们充分沟通，意见基本一致。若存在任何偏差，一切责任均由我个人承担。”
彭德怀湖南调研，与民众同在。
我将彭德怀的多份调查资料，以及金石撰写的关于随彭德怀赴湖南考察的报告，一同呈送给了毛泽东。
此事在事前已获得毛泽东的批准，并在事后及时向其汇报，按照工作流程和组织原则来看，实属无可挑剔。
彭德怀自返京后，审视了1962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的文件。他对于刘少奇所撰写的书面报告，感到较为客观公正地概括了自1958年以来的经验与教训，表示满意；同时，对于报告中再度确认庐山会议中反右倾斗争的成果，彭德怀亦无意推动其平反。
然而，在1月27日的会议中，刘少奇发表了讲话，他言道：
彭德怀的错误并非仅仅局限于书写那封书信。即便信中部分观点有所偏颇，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致信，本身亦不足以构成错误。
“庐山会议之所以必须开展对彭德怀同志所涉嫌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源于彭德怀同志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小集团问题。他曾参与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反党活动。”
“关键之处不在于高岗对彭德怀的利用，而实为彭德怀对高岗的运用。二人皆拥有国际化的背景，他们所从事的反党行为，与某些外国人企图在中国实施颠覆活动密切相关。”因此，“所有人皆可得到平反，唯独彭德怀同志的平反不可行”。
彭德怀怒气冲冲，电话告知我。
“敬请转达主席及刘少奇同志，郑重声明，此等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事后，彭德怀曾对人坦言，聆听刘少奇的发言后，心中颇感不适，以致于无法专心阅读，夜深人静时亦难以安眠。
彭德怀原本计划在春节期间重返太行山老解放区，开展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然而，目前的情况使得他不得不推迟此行，毕竟前去会增添当地不少不便。
七千人大会落幕之际，彭德怀迅即着手撰写了一部详实记录其生平事迹、是非曲直的书面材料，恳请中央进行审查。此即为后世所提及的彭德怀“翻案”之作——《八万言书》。
6月16日，彭德怀亲自将这份文件呈交于我，随后，我依循其指示，将材料逐份印发至毛泽东主席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各位同仁手中。
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
在同年七月，毛泽东于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指责，指称其试图翻案，并进而提出对“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进行批判的必要性。
九月，随着北京举办的八届十中全会及紧接着的国庆十三周年庆祝活动的临近，彭德怀的参会邀请也随之取消。
在全会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对彭德怀其人素有了解，不宜为他平反。同时，全会决议设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对他的全面审查工作。
继而，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遣人员前往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返乡进行农村调查的经过进行了“后续追踪”调查。
1958年12月，彭德怀视察平江农村。
彭德怀在完成湖南的调查任务后，湖南省委便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其中肯定了彭德怀在湖南期间的优良表现。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随后却改变初衷，向中央递交了另一份报告，指责彭德怀当时存在“反党言行”。
在此次专项调查中，调查人员特意搜集了部分片面之词，断章取义，任意曲解，伪造了一份题为《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返回湘潭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称，彭德怀同志此次回乡调查动机不纯，满腔牢骚，并散布了一系列所谓“反党言论”。
当我接到这份《报告》准备印发时，意外地发现其中列出了随彭德怀同志前往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单。我立刻拨通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的电话，指出这些随行人员系组织安排执行具体任务的，建议不应将他们的名字列入。此举有效避免了可能引发的进一步牵连。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指示彭真，需代表中央与彭德怀进行一次谈话。谈话中，他宣布中央已作出决定，指派彭德怀前往西南地区任职，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副总指挥一职。
彭德怀表示：“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理应遵从党的安排。然而，我深知自己犯了错误，言辞无人采纳，对工业事务亦非内行。因此，我仍期望能投身农村，进行实地调查。”
23日，毛泽东亲自约见彭德怀进行交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亦一同参与。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
“彭德怀同志被派往西南，此乃党的既定方针。若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请其与我进行沟通。我昔日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对态度是坚决的，而今日对他的支持则是出自衷心。”
对于老彭的评价，我们应持辩证的眼光，我本人亦是如此秉持。
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言道：“或许，真理确实掌握在你的手中。”
10月19日，彭德怀同志前来拜访，寻求我的协助以解决他赴西南就任途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我立刻答应了他的请求。
翌日，我特地派遣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前往彭德怀将军处，详细了解他所需办理的各项事务，并承诺将逐一为他妥善处理。
11月28日，彭德怀乘坐火车离京前往成都。遗憾的是，我已卸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因此无法以个人情谊为他送行，这实在令人感到惋惜。
又岂料，更令人遗憾的是，那10月19日的相见，竟成了永久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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